斯諾登發表演說,批評英國情報機構"肆無忌憚地"侵犯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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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對隱私問題漠不關心的英國民眾敲響警鐘,NSA(美國國家安全局)泄密者愛德華·斯諾登(愛德華·斯諾登)發出警告,英國的情報機構正使用數字技術進行大規模的居民監聽,毫無底線可言——用斯諾登的話來講,他們對隱私權利的僭越與侵犯甚至比美國國家安全局還要過分。

這是去年NSA泄密事件以來斯諾登在英國的首次(虛擬)露面,今天在倫敦舉行的思想觀察者節(the Observer Festival of Ideas)活動上他發表了演講。斯諾登在享有臨時庇護權的莫斯科進行實時的遠程視頻對話時也遇到了一些麻煩。斯諾登甚至暗示讓他聽不到採訪者約翰·諾頓(John Naughton)的技術故障是英國政府從中作梗,阻撓他的露面。本次活動的二十分鐘採訪過程中,提問都是通過文本的形式轉發給斯諾登的。

在被問及英國情報機構GCHQ(政府通訊總部)在大規模監聽方面是否比斯諾登泄密的NSA文件中涉及的監聽計劃更加肆無忌憚時,斯諾登表示確實是這樣的,他隨後解釋了這樣說的原因——他特別指出英國對於隱私權利缺乏憲法保護,因此政府就可以通過數字渠道「暢通無阻地」侵犯公民的個人隱私。

「美國的監聽系統規模龐大,隱藏極深,難以估量——這還是在我們有憲法保護的前提下發生的,允許監聽項目的法律不可能得到通過。儘管如此,美國還是發生了大範圍的監聽活動。而在英國,憲法中沒有對國會通過這樣的監聽法律作出限制,我們已經看到建立了相關的監管系統,這樣一來基本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發生了,」斯諾登說道。

「GCHQ和其他的英國情報機構能夠為所欲為。他們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他們所做的,就是收集一切感興趣的東西——英國公民過去五年裡所有的活動記錄,數據來源就是所收集的公民的元數據記錄——包括他們給誰打過電話,根據手機通信的通信塔記錄他們去過哪些地方。」

今年6月,一些隱私權離組織機構向英國政府發起的法律挑戰在英國安全反恐辦公室(the UK Office for Security and Counter-Terrorism)主任查爾斯·布蘭福德·法爾(Charles Blandford Farr)發表的證人陳述面前敗下陣來。法爾在聲明中指出,英國情報機構截取一部分內部通信(譯註:即訪問者和服務器均在境內的通信)——他表示這是合法的——相對於對潛在恐怖分子的談話進行監聽這個「更大的好處」而言,只是必要的附帶損失。即便英國法律要求政府機構得到授權才能截取內部通信,然而聲明中描述的操作方法卻是把所有的數據收集起來,之後再根據關注優先級進行整理。

斯諾登表示,英國情報機構聲稱他們「在後端」對收集起來的監聽數據信息做了保護——通過政策或規則限制安全部門分析人員能夠解析截取信息中的哪些部分——基本上可以總結成一句話:「雖然我們每時每刻監視着你們每一個人,但我們不會查看收集來的所有信息——除非通過一定的流程。」

「即便你認為[政府]收集這些信息是可以理解的,現實卻是限制訪問這些數據的政策、規則以及監管條例並沒有得到統一實施。」斯諾登這樣辯駁。

「總會有空子可鑽,這些情報機構可以說是為所欲為。」他補充說道,「舉例來說,GCHQ相比美國的NSA更加變本加厲,他們甚至使用非法收集的信息進行基本的刑事起訴。他們還會和其他國家共享這些信息,利用情報機構的權力——外國情報機構的權力——收集信息,然後用於執法目的。這樣的做法非常危險。」

他認為,非法收集情報會對英國的法律和司法制度造成危害,因為所收集的證據是針對個人的,而個人沒有在法庭上挑戰證據的能力。

「如果法官不了解這些信息、證據的來源的話,我們所依賴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就會因此遭到破壞。」他說道。

當然,斯諾登再次重申了他的核心觀點——各國政府建立針對全部公民的監聽系統、踐踏個人隱私權利的行為無論如何都是不合理的。責任應該在政府身上,他們應當為其侵犯公民權利——或是那些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的權利——作出合法性解釋。

「權利的運作方式不該是這樣的,對吧,」他說道,「你不必解釋你為什麼要求隱私,你不告訴政府『我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要求隱私權利』,應該由政府來為侵犯權利的行為作出合法性解釋,作為公民的你永遠不需要為你的權利作出解釋,哪怕根本不是一項權利,哪怕只是一種特殊情況。」

另外還有提問請斯諾登繼續闡述他昨天在紐約客節(the New Yorker Festival)上發表的言論,當時他建議人們應該避免使用哪些不保護隱私的熱門商業服務——比如Dropbox,Facebook以及Google。諾頓問斯諾登,他是不是嚴肅建議人們避免使用這些公司的服務?

「我並不是說這些服務是地球上最糟糕的,我其實要表達的是作為消費者的我們如果要在兩個服務之間進行選擇,其中一家加強對隱私的保護——他們非常看重這一點——另一家實際上卻敵視隱私,那麼我們應該選擇那家從政策和技術上保護我們權利的服務。」斯諾登說道。

他承認現在要想找到能夠提供相同服務的Facebook替代品「非常困難」,不過「類似Dropbox的服務市面上有許許多多」——他指出SpiderOak這樣的替代服務自身並不持有加密密鑰,因此政府無法強制要求它上交可訪問的用戶數據。

他說道:「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從美國政府,到英國政府,再到中國政府都能要求訪問你的文件,而[Dropbox]也會提供給他們。」他還表示,要求訪問信息的授權不應該出示給持有用戶數據的商業公司,而是應該出示給數據遭到挖掘的個人,這樣個人就有機會拒絕政府的要求。

斯諾登還被要求對涉及隱私權利時公眾冷漠的問題發表看法——以及如果公眾不奮起反擊、要求改革的話,如何抵抗政府對隱私權利的侵犯。

他認為,儘管存在區域政治的漠視,改革仍然存在可能,如果科技人士自發將隱私保護貫徹到產品中去的話。「假如世界上還有一個地方,一塊地區,可能是德國,可能是美國,那裡的科技屆認為政府侵犯隱私確實是一個問題,認為大規模監聽——像GCHQ那樣大量積累公民生活記錄,想要找尋線索時就進行查找——違背了我們當今社會的價值觀,他們就能在技術層面實施隱私保護,以不依賴國家法律的形式保障我們的權利。」他說道。

事實上,他進一步地闡述了這一觀點——在這個日益互聯的世界裡,技術解決方案實際上可能是保護個人權利的關鍵所在。「如果沒有在技術層面實施,如果沒有在系統層面強制要求,僅僅只是文字規定的話,在所有系統都依賴跨境的國際通信的現在,一點作用也沒有,」他補充道,「對於國際問題,我們需要國際化的解決方案。」

諾頓還問道,斯諾登泄密之後,又有人加入了他的行列,他是否對此感到驚訝——很顯然諾頓指的是勞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製作的斯諾登紀錄片里提到的第二位NSA泄密者

「我並不驚訝,」斯諾登說道,「其實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應當讚揚這樣的行為。我只是一個遇到特殊情況的普通人。另一位泄密者,無論是誰,在看到之前泄密者的遭遇后還能站出來確實非常勇敢。在他之前的先行者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事業,被關在監獄裡35年,這位泄密者冒着這樣的危險勇敢站出來,因為他相信這是公民應盡的責任——他把這個責任看得比個人利益更加重要——無論這個人是誰,這一點都是難能可貴的。」他補充道。

「我不在乎這是不是最黑暗的犯罪行為。我們應該欽佩這樣的勇氣。我們應該珍視這樣的精神。我們應該提倡這樣的行為。每個人都在自己的政府里扮演某個角色,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社會上扮演某個角色,如果你心中有信念,你就應該為這份信念勇敢站出來。」(譯:顧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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