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談及的金融亂象:四大會計事務所的狂妄與貪婪

編者按:這其實是一條永遠無法成功克服的規律。管理者與從業者走的過近。本文作者Richard Brooks在英國《衛報》發表的「The financial scandal no one is talking about」一文中,圍繞四大會計事務所展開論述,分析其與競爭對手、政府、職員之間的曖昧關係。

2015年,金融危機爆發7年之後,與數百萬公民息息相關的經濟仍然停滯不前令人望不到盡頭。我於此時參觀了一家新開業的俱樂部,它依仗着在倫敦梅菲爾區文納街的對沖基金經理們,是畢馬威會計事務所的新店。其英國主管西蒙·柯林斯用那受頂級會計師青睞的專有名詞流利表示,它是一個供客戶「見面、交流和接觸」的「西區之地。」租用這幢五層樓共計15年的租金費用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會達數千萬英鎊,而只要能為客戶提供良好的環境那麼這筆錢就花的物有所值。

在這棟樓中,巡邏隊由一小隊有魅力的、身穿制服的現役軍人組成。其中一層用作餐廳,櫥櫃里放着上等葡萄酒。另一層中設有一個通向屋頂平台的雞尾酒吧。那些人物名字首字母拼貼成KPMG(畢馬威)的藝術肖像凝視着樓里的新客戶們。他們是Piet Klynveld(20世紀早期的阿姆斯特丹會計師)、William Barclay Peat和James Marwick(維多利亞時代的蘇格蘭會計師)以及Reinhard Goerdeler(一位納粹集中營倖存者,他在自己的國家中成立了領先的會計公司)。

畢馬威的創始人將這些人的名字打造成商業會計世界的標誌。他們是揭露資本主義世界無良行徑的掘墓者。而與此相比,那些21世紀的後繼者則嚴重不合格。後繼者們縱容美國一些級抵押貸款公司為金融危機提供助燃劑,讓世界依舊動蕩不安。

「他們如何看待狂妄自大與罪有應得?」那位將我帶進俱樂部的人心有疑慮地說到。畢馬威當然狂妄自大。會計師們在一手策劃之後,確保了垮台這樣的事幾乎不可能發生。世界正經歷着一場接一場的危機,經濟體系岌岌可危,而身為其核心的金融市場卻沒有發生徹底的變革。那些需要為自己的失敗付出代價的會計師當然不會追責資本主義的黑暗面。而緊接着,又有數百萬人會失去他們賴以生存的工作。這是屬於精於算計的人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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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知的職業會計的消亡成為導致21世紀初發生金融危機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幾百年前的英國,審計有限公司由於其必要性而設立,目的是為了檢查企業形式中所固有的「原則/代理問題」。正如亞當·斯密曾經指出的那樣,不能給予「管理他人錢財的管理者」和打理自己錢財之人同等程度的信任。當20世紀晚期銀行家開始拿儲戶的錢進行賭博時,運轉良好的會計制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但是現在,這些精與算計的人擁有了更多的商業優先權,其需要承擔的責任也相當有限,更不再恐懼於失敗所帶來的後果。史密斯所預言的「疏忽與揮霍」的行徑,恰如其時地出現了。

顯而易見,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進而經濟陷入癱瘓之時,安永會計事務所對這家銀行的審計簡直一無是處。來自大西洋彼岸的類似失敗也證明了資產負債表的意義不過爾爾。被認為是英國繁榮時期最可疑的借貸者哈利法克斯蘇格蘭銀行董事長解釋道:「我每年至少與審計人員(讀作,兩個主要合伙人)見一次面。在會議上,他們能夠戲謔面對所有困難。」

這種漫不經心地姿態是國家審計情形的典型狀態。隨後的調查顯示,畢馬威的普通審計人員的確質疑過這家銀行為虧損預留了多少資金的情況。但是,幫助公司賺取可觀諮詢費用才是正事(在大約7年的時間裡,畢馬威除了5600萬英鎊的審計收入之外,還賺取了4500萬英鎊的諮詢收入),而這些懷疑並不是他們需要操心的,更何況,普通會計人員的擔憂並沒有得到上級的關注。

半個世紀以前,經濟學家JK·蓋爾布雷斯在其《1929年大崩盤》一書中警告道,「商界人士」不願意站出來說話,他們不願點明「這樣做是否會對當前有序的商業造成干擾。」他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與共產主義一樣,是對資本主義的威脅。」蓋爾布雷斯預言道,在幾十年後,會計將掌控在商界人士手中,而不是商業監督者手中。

另一位同時期的美國作家則一言中的地指出了那些精於算計的人對於迫在眉睫的危險視而不見的原因。「讓一個人的薪水取決於自己的不了解時,」阿普斯·辛克萊寫道,「那麼很難讓這個人去明白一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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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會計自身的既定意義逐漸減弱,而那些有權有勢的人則密切關注着監視其財產之人的一舉一動。隨着商業的不斷發展,他們能做的不止於此。在這個過程中,有手段的從業者創建起數十億美元的產業並享受着相應的生活方式,而與世俗眼中不甚起眼的會計形象大不相同。

全球四大會計公司,德勒、普華永道、安永和畢馬威,着手審計了97%的美國上市公司和英國百強企業,對其賬目進行核實,以確保其業務對投資者、客戶和工作人員具有可信性和公平性。他們是能夠核查這些跨國公司的唯一人,他們是真實的卡特爾。這並不是說有少數人會參與到類似價格操縱這樣違法的事情上,根本不必要這麼做。「所有人都了解其他人的利率是多少。」 一位了解內情的前會計師笑着對我說。根本不存在能夠真正削弱它們地位的競爭對手。而更為重要的是,所有地區都有進行審計的法律要求,因此這是一個由國家保障的卡特爾組織。

儘管經濟風險很可能是由於會計業務不精而導致,但是會計師卻幾乎不需要為這些結果承擔責任。此外,行業巨頭還向政府抱怨那些針對他們的訴訟會對經濟造成生存性威脅。擁有巨大上行空間和嚴格限制的下行風險的受保障市場成為這四大數億美元公司可以「大施拳腳」的廣闊天地。他們自由地賺錢而不用擔心自己的濫用行為會帶來鑽稅法空子、誹謗諮詢建議和忽視金融犯罪等指控。

會計師們意識自己的這些優勢,並竭盡全力保護它,有時候他們還會抗議自己的商業環境過於嚴酷。「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一切都是有挑戰性的,全球經濟、地緣政治問題、激勵的競爭,」普華永道全球主席丹尼斯·納利在2015年說道。他還曾披露一家會計事務所當時的最高收入是350億美元。而在來年,雖然競爭激烈,但是這一數字仍然小幅上漲,增加36億美元。儘管他們不願透露自己的全球業務能夠帶來多少利潤,但是從那些國家強制公開的數據顯示,普華永道的收入接近100億美元。

據納利所言,普華永道面臨著來自歐洲審計部門「強制輪換」政策的挑戰,這是一種新的會計方案,其要求每10年左右,四大交易所的客戶就要進行輪換。在之前,一些公司被同一家公司審計了一個多世紀,通用電氣是畢馬威的109年老客戶,而普華永道在為巴克萊審計了120年之後,於2016年丟失了這個老客戶。

人們通常認為身為專業人士的會計師能夠自我調節,因為其自我放縱的結果可想而知。此外,一定程度的獨立監督則使得權力得到限制。安然醜聞和世通醜聞影響巨大,已經倒閉的安達信公司被指控與這些公司合謀操縱會計規則,並向市場展示虛高利潤,在此之後美國成立了監管機構。而關於涉及到制定會計準則的重要制度,即行業與財政如何進行審計的問題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其中扮演主導角色。他們的人控制着國家和國際的標準制定者,以確保規則能夠保護幾大會計事務所和他們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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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的手也伸向了政府內部。在英國,四大會計公司的顧問向部長和官員提供從醫療至核能等各個領域的諮詢。雖然這些建議貼上了「無立場」的標籤,但是它們總是與企業客戶的直接利益相貼合。並且不難意料,諮詢師給出的大多數建議,如公共服務市場化,在未來幾年會產生對於諮詢服務的需求。再經由高級公職人員的人事招聘混合在一起,四大會計公司成功成為化解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界限的溶劑。

此外,政府還有其他理由來縱容四大公司。原四大公司之一安信達的消失(2002年,安信達公司由於刑事定罪丟失執照)對審計一職造成了難以毀滅的威脅。因此,一位前四大公司合伙人在英國《金融時報》上將政府和專業審計之間的關係描繪為一種「浮士德式的關係」。即便是在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低點,這些公司也能逃脫官方審查,他們太少而經不起倒閉。

主要的會計事務所也規避了公眾對於其認股權證的審查。令其牽連其中的重大丑聞總是隨着五花八門的無關人員一共出現在媒體的聚光燈下。當「天堂文件」在2017年11月登上新聞頭條時,最熱的新聞卻是賽車手劉易斯·彌爾頓在購買私人飛機時逃避增值稅。而世界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所謂的資本主義監管機構安永與其他寡頭一同參與這個計劃的重要新聞卻沒有引起公眾極大的注意力。值得一提的是,四大會計事務所的觸手已經涵蓋了商業和公共服務等領域。他們與記者稱兄道弟,以「無立場」的專家姿態,簡單解釋着複雜監管和經濟發展的分析,並提出建議。

競爭最大化和責任最小化為這些精與算計的人提供了非常舒適的生活。四大會計事務所合伙人每小時的價值達到幾百英鎊,而其真正收入則來自於售賣員工的服務賺得。結果是,那些雇傭了沒有能力的人不需要承擔創業和個人風險,但卻獲得了體育明星級別的收入。在英國,合伙人的收益大致從30萬英鎊上漲至最高達500萬英鎊。在美國,由於這些公司在特拉華州註冊而不需要公開這部分數據,但是人們普遍認為與英國情況相似。(2016年,當我向德勒的一位高級合伙人詢問這些財富的合理性時,他承認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與其他跨國公司的增長趨勢相比,雖然雙方都佔據專業優勢,但是四大巨頭的擴張速度仍然遠遠快於他們所服務的世界。在公司的最古老戰場,英國和美國,這些公司的增長速度是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兩倍不止。至2016年,四大會計事務所在全球150個國家中雇傭了89萬人,這一數據超過世界上最有價值的5家公司人數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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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計事務所擅長於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生錢的機會。在過去十年間,這些公司的實際增長都來自於提供更多的諮詢服務。為危機之後的金融管理提供建議也不僅僅是為了彌補2008年所受的小挫折。

如今,四大巨頭標榜自己是全方位提供「專業服務」的供應商,遵紀守法地提供IT系統、併購和企業戰略等方方面面的答案。其結果是,這些服務所產生的費用還達不到審計和相關「保證」服務收入的一半。他們是擁有審計副業的諮詢公司,而不是相反。

四大會計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意識到自己的財富是建立在基礎業務之上的重要性,但是其堅持認為審計和算出正確數字是自己的業務核心。「我會衡量任何諮詢關係從而避免進行糟糕的審計。」畢馬威英國主管西蒙·柯林斯於2015年向英國《金融時報》如此表示,「我們的命運懸在能否進行高質量的審計上。」事實卻並非如此,這裡存在着許多不適當的審計行為。顯而易見,在一個沒有多少公司可供選擇的市場中,糟糕的業務表現不會成為生死攸關的問題。

如今,安永的標語是「打造一個更好的工作世界。」(在其受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事件的影響之後,安永將「保證所做的每件事的質量」替換掉,作為重塑品牌的一部分。)而幾乎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世界在接受這些公司的諮詢意見之後變得更好。而諮詢服務卻是四大會計事務所的主要收入來源。儘管如此,所有人都在滔滔不絕地說著通過「思想領導力」來創造更多工作的事情。畢馬威於2016年上市的一個截圖顯示:「價格並不像你想象中的那些重要」,「在位者與破壞者一起合作的四種方法」和「顧客至上」。安永提出一些包括「為成功而實踐」的見解之言,而普華永道則通過「銀行最大的障礙:自己的戰略」為大型金融機構提供幫助。

這些高管們之所以口出狂言往往僅僅是出於對過錯的恐懼,以及相信自己能與商業趨勢保持一致的愜意之心。毫無意外的是,儘管這些高管將這些戰略思維傳遞給四大巨頭和其他諮詢公司,但是其所涉獵的經濟領域的生產率卻停滯不前。

對於這些諮詢公司的需求源源不斷是因為公司的目標很明確。在畢馬威英國部門,「關鍵績效指標」的前兩項是「收入增長」和「提高利潤率」,其次是顧客與員工滿意度。而社會想真正想從會計師那裡得到的,揭露虛假會計、欺詐、逃稅、對經濟的風險等都不是其典型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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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就職於四大會計事務所的畢業生中,很少有人能滿懷激情地致力於根除金融違規行為,以使資本主義變得「清白」。包括中等職員在內,他們的動機是良好的收入前景,再加上對於商業世界的模糊興趣。許多人注意到在商業界資格會計師開始流行,進而增加了自己的備選職業。根據英國金融時報100指數顯示,在英國大型企業中,近四分之一的首席執行官是註冊會計師。

這個行業同樣需要正直與誠實,其對於社會、心理和經濟壓力的敏感性與其他行業也沒有什麼不同。2013年,畢馬威高級審計合伙人被發現在加州停車場進行內幕交易,以換取一塊勞力士手錶和數千美元現金。會計也並不是一種完全誠實的職業。但是這種明目張胆的腐敗行為是例外。真正的問題是,這個行業獨有的特權和那些即使夠不成犯罪但也同樣具有腐敗意義的實踐。

一個新進入行業巨頭的會計師通常會進入被學者馬修·吉爾所稱的「技術官僚主義」式的職業生涯,他們通過合法地應用行業標準而做出對客戶有利的選擇,這些選擇可能既不追求事實也不代表客觀。向「合伙人」級別發展需要人們「同化」自己。豐厚的財政激勵才能抵達頂峰,行業巨頭最終會被更具物質性,而非道德意義的會計師所控制。2017年的英國,大公司的高級合伙人都沒有認真思考「公司核心的審計業務應該是什麼」。世界範圍內,四大會計事務所中的其中兩家甚至不是由有資質的會計師所領導。

審計的核心業務在更具有吸引力的代替品面前顯得格外枯燥無味,而許多會計師則渴望着那些傳統業務所不具備的興奮感。早在1969年,巨蟒劇團就在以邁克爾·佩林為會計,以約翰·克里斯為其職業顧問的過程中捕捉到挫敗情緒。「我們的專家將你描述為一個令人討厭的乏味的傢伙,缺乏想象力、膽小、缺乏主動性、沒有骨氣、很容易被控制、沒有幽默感、無趣的公司和無可救藥的單調和糟糕,」克里斯告訴柏林,「雖然上述這些情形對於大多數職業來說是相當大的缺點,而對於註冊會計師來說,則是優勢所在。」

我們可以從安然和那些21世紀早期爆出醜聞的事情中發現會計師違背職業道德的蛛絲馬跡。一位前四大會計事務所的會計師告訴我,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對他的職業有利,那就是讓它「再次變得無聊」。

曾經,他們都置身事外地審視着這個商業的世界,而現在他們都在已經入局並且深研這個世界。這些模仿上世紀著名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的著名校友系統的行為確保了顧問和會計人員在離開時,也能與老公司保持着密切地聯繫並帶來更多的機會。其與商業關係變得愈加親密的威脅被人們忽視了。2016年,安永的「全球品牌與對外溝通領導者」突出了這一點:「你在想着助力之人,實際上,校友可能就是你的助力之人。」

頂級會計師給人們留下的形象不再是謙虛的。「無論是以審計人員的身份承擔著全球金融市場正常運轉的管理者角色,或者是解決來自客戶和社會的挑戰,我們要求公司的專業人員考慮他們為德勤帶來的影響。」公司領導在其「全球影響報告」中如此說道。然而遺憾的是,其對其核心審計角色的重要性認知並不能轉換為對業務的高度關注。安永的大老闆,馬克·溫伯格的行為展示了頂級人員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他與俄羅斯總理普京和普京手下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共同擔任俄羅斯投資委員會主席;在上海的情況與其相似;坐在唐納德·特朗普的戰略論壇上,直到2017年這位美國總統因為安撫新納粹分子而變得「極其有毒」;並擔任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議程受託人」角色。

在頂級事物中佔有一席之地所付出的代價無法計量。未來幾十年,如果不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一代價只會變得愈加昂貴。如果所謂的監管機構忽視了這些新的威脅,那麼它可能會帶來與上次金融危機不相上下的後果。因此,會計工作實在是太重要了,我們不能把它留給會計師。

原文鏈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y/29/the-financial-scandal-no-one-is-talking-about-big-four-accountancy-firms

編譯組出品。編輯:郝鵬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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